關于墓主的研究一直都是漢代諸侯王陵墓研究的重要課題。受限于材料，有關漢代長沙國王陵的墓主研究相對薄弱，墓主信息很難與傳世文獻相印證。以風盤嶺漢墓為例，發掘者初步判斷其墓主可能是西漢早中期長沙國某代國王或王后，結論略顯寬泛。本文通過對風盤嶺漢墓出土陶鼎、泥錢和銅鏡進行比對分析，在發掘簡報的基礎上，進一步推斷墓葬年代為文景之際至武帝前期。繼而通過排除法對歷史文獻記載的同時期長沙國國王或王后展開分析，進一步判斷風盤嶺漢墓墓主以長沙戴王王后的可能性。本文還梳理了目前為止漢代長沙國王侯一級高等級墓葬在漢代臨湘城周邊的空間分布情況，初步認為吳氏長沙國王(后)陵主要圍繞岳麓山周圍分布，而劉氏長沙國王(后)陵主要圍繞谷山周圍分布。楚族起源與早期楚文化的發展是目前楚文化研究的熱點之一。自從2世紀3年代出現楚族起源的專門研究開始，形成了"東來說"、"西來說"、"土著說"、"北來說"四種觀點。學者們各有支持，但楚族起源的問題一直沒有形成定論。隨著新蔡葛陵楚簡、清華簡《楚居》等新材料不斷出土，學者們開始利用的出土文字資料，找出楚族起源的新證據。結合傳世文獻、古文字和考古學等方面的材料判斷，楚族起源的"北來說"相比其他各說較為合理。近年新發現的葉笙葉子舊藏《龍門百品》全拓，選本朝代混雜，含北魏、東魏、北齊、隋、唐及武周諸朝，且全是小件，但紙質、大小及捶拓手法一致，拓工精良，應為同一時期所拓。選本似在關百益選拓魏刻百品前后。其中隋大業六年黃法暾及大業十年女弟子文造天尊像一龕兩則造像題記拓本，表明龍門石窟有兩品隋代天尊造像，黃法暾一品也并非出自四川綿陽。它對龍門石窟這一佛教圣地的佛道之爭，乃至"三教合一"趨勢的研究，提供了新資料。該兩品早年被盜鑿或破壞，擬將之作為一個美術考古課題，尋找查對遺痕。

修復"三彩童稚木偶戲圖枕"，首先對原粘接進行分解；第二步對斷面與原粘合劑進行處理；第三步重新粘接；第四步仿色。華豫之門山東省莘縣近出元代左庭墓志，詳載志主家族世系及生平履歷，為補充方志的記載提供了珍貴的資料。通過對志文內容的梳理考釋，揭示了一些社會歷史現象及事件。如左庭奉詔增修汴京故相國寺，是有關相國寺在元代發展的重要材料，可補《汴京遺跡志》之闕。墓志揭示志主所處的特定時代環境，并分析其對漢族社會生活和思維心理等方面造成的深刻影響，反映出遼、金、元時代民族矛盾沖突的歷史事實，為元代、社會、文化等研究提供重要參考。通過與傳世文獻的比照，也對元代宗教文化的發展面貌進行有益增補。同時對撰文人身份進行詳細考證，對"汶陽"與"汶南"之名進行歷史追蹤，可補《全元文》之遺闕，具有重要的文獻價值。在考訂撰者籍貫及職分過程中，針對《全元文》在文獻版本選用上的疏失進行了客觀評點，以期對其今后的修訂有所裨益。

海選咨詢鑒定電話"禮"是古代的核心思想，各代對其重視有加，隋唐以來更曾頒行禮儀制度，為一代之典。這些制度有的得到較好推行，有的則不然?？脊虐l現是檢視其推行情況的一把尺子。在貴州省凱里市爐山工業園區清理的一號墓(M1)，墓主"故太宜人婁氏"系一位65歲上下的老年女性。該墓中出現了一些重要的文化事象，如尸床為七星板、棺鋪銘旌、兩側置翣、人牙隨葬、陀羅尼經被覆尸等。本文結合相關禮儀制度，對之進行解讀。結合文獻分析，爐山一號墓的年代應在乾隆后期至嘉慶、道光年間，墓葬中合"禮"的事象是對《欽定大清通禮》等禮儀規范頒布后執行情況的集中呈現?？脊虐l現與官訂禮儀的契合，表明清代的禮儀規范在偏僻之地也得到了較好的推行，"禮"已達于鄉閭。
（古董鑒寶聯系電話）據可靠史料，唐代畫家已經在詩歌意象的啟發下意識到了"繪畫意象"問題，并繼而引發了畫家于創作實踐中對繪畫技法語言的"寫意"性嘗試。這種早期的"寫意畫"，表現為試圖在水墨語言層面上不斷契合"意"與"象"的努力。晚唐孫位《高逸圖》的某些山石描繪即是標識唐代繪畫觀念過渡的一個典型案例。晚唐五代之交的荊浩與稍后的董源等畫家則進一步將這種意、象合一的探索導向深入，并在創作實踐上使其更具規模，其影響貫穿五代及北宋。這一時期水墨畫發展*為重要的事件就是畫家自覺地立足于"心源"角度對物象進行裁汰和概括，從而成功地打通了"心"、"象"一體的水墨畫內在理路，并將其訴諸一系列的筆墨符號語言?？梢哉f，到了五代時期，水墨畫的筆墨形式與內在心象已經高度契合，為后世水墨畫史的風格流變與觀念變遷確立了基調。12年現世的渥巴錫、策伯克多爾濟、功格、懇澤畫像以及迄今尚未現世的舍楞、默們圖、沙喇扣肯、雅蘭丕勒、德勒德什、達木拜扎勒桑畫像，均系乾隆三十六年九月下旬清宮西洋畫家艾啟蒙在避暑山莊繪制。策伯克多爾濟為渥巴錫的堂侄而非其婿，且年長于渥巴錫。布彥楚克、策伯克扎布、奇里布、諾海、蒙滾畫像以及迄今尚未現世的巴木巴爾畫像，則是乾隆三十七年秋首次到熱河瞻覲時所繪，是否艾啟蒙繪制，尚難定論。布彥楚克畫像將其封爵題為"和碩特貝勒"屬錯誤，應為"和碩特貝子"。阿喇克巴畫像當系乾隆四十七年秋首次到熱河瞻覲時所繪，艾啟蒙決非其繪制者。12年現世的渥巴錫等十人畫像，既與乾隆三十六年艾啟蒙所繪福隆安等"臉像八幅"無關，也不完全等同于艾啟蒙同年所繪渥巴錫等"臉像十幅"。

雖然河南舞陽賈湖出土的刻符的數量不多，但是其中出現在龜甲上的三個刻符尤其引人注目，它們是 、 、 。它們的特征是：1.時間*早，屬于裴李崗文化，其年代范圍為公元前66至公元前62年；與文字相關， 像甲骨文的日字和戶字， 像甲骨文的目字， 像舉手人形，東巴文字中就有類似的字例。通過研究這三個刻符，筆者發現：這三個刻畫符號蘊涵了一條符合遠古先民生活及社會習性的重要信息；三個刻畫符號剛好與人們迄今都還能夠從一種特殊的宗教儀式中抽象出的三個元素相吻合。河南舞陽賈湖出土的帶有刻符的龜甲本身很有可能就是一種宗教法器龜甲刻符與甲骨文之間或許具有一脈相傳的關系。6年1月至12月，為配合鄭州航天電子技術有限公司建設進行考古發掘，所清理的遺址中以宋金墓葬為大宗。根據墓中出土文物，推測其年代上限不早于北宋晚期，下限為金代。這批墓葬的發掘和墓中出土的陶瓷器以及唐、宋金時期的銅錢，為研究宋金時期的墓葬形式、社會經濟和古代民俗文化提供了實物佐證。

通過對比相關考古材料并聯系當時文獻材料，成都博物館展出的出土于金堂李家梁子東漢晚期墓M23的胡人持蓮石座，應該是一件與早期佛教有關的遺物。東漢墓葬，尤其是四川地區東漢晚期墓葬中，已有不少受早期佛教影響而出現的新因素，其中就包括胡人和蓮花的圖像。雖然僅憑胡人或者蓮花，都不能明確認定與早期佛教相關，但將二者結合表現，其可能性就大為增加了。根據其形制，再對比相關材料，推測這件胡人持蓮石座的功能，應為托棺的棺座或棺側的帷帳座。西域胡人手持蓮花的題材，或許正是文獻中記載的早期佛教傳播者表演的"手生蓮花"的西域魔術。該題材反映出早期佛教在傳播中，并不以精深的義理取勝，而是附庸于本土信仰，利用西域方術(魔術)進行傳播的內涵，以達到初步植根于中土的目的；也表現出早期佛教與本土喪葬中信仰，尤其是關于西方的信仰相結合的情況。7年11月17日，河南省安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在南水北調文物保護巡視過程中，于第七標段安陽縣洪河屯鄉上柏樹村東南地，發現一座北齊武平三年(572年)大型磚室墓，出土少量器物及墓志一合。志主劉通，唐李百藥《北齊書》、裴孝源《貞觀公私畫史》、張彥遠《歷代名畫記》等多見記載，其人身兼文武之能，一生歷仕北魏、東魏、北齊三朝，是當時較為重要的人物。墓志詳述其人生平，可彌補文獻記載的缺略。而其繪畫方面的成就尤為引人矚目，乃北朝丹青圣手，與楊子華一時瑜亮，因此該墓志的出土，對于繪畫史的研究，無疑亦具有重要價值。另外，史志之間尚存在名字互倒問題，志主劉通，傳世文獻一般作劉殺鬼，通過考辨，可知《魏書·崔休傳》所記"劉通"另有其人，而北齊天保七年《高劉二姓造像記》亦見"劉殺鬼"之名，時間相合，不能排除同為一人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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