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魯西南發現一面東漢晚期帶界欄的同向式三角緣神獸鏡，為探尋日本三角緣神獸鏡的起源地提供了重要線索。本文以漢中出土商代紅銅容器的科學分析為基礎，結合相關研究成果，就紅銅容器體現的區域間技術文化交流等相關問題進行初步探討。研究認為，漢中出土紅銅容器與關中地區同類器物較為接近，表明在漢中青銅器發展的早期階段，商文化或經由關中地區對其產生過影響。紅銅容器在商代周邊地區出現的幾率有高于中原地區的趨勢，顯示了周邊地區與中原商文化的密切聯系，也暗示了其制作地的銅器冶鑄技術或許有所區別。喜鵲溝遺址是目前我國長江以北地區已發現的年代*早的銅礦遺址。從周邊環境、地形地貌以及遺跡形態分析，喜鵲溝遺址是一處為配合采礦活動而存在的季節性遺址，居住者的食物來源主要依靠畜牧和漁獵。這一采礦遺址的發現，為探索中原地區晚商時期銅、錫礦料的來源提供了新的重要線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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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墟出土青銅器銘文的制作方法，可分為鑄銘和刻銘兩大類。鑄銘占絕大多數，刻銘極少。鑄銘的制作方法有模作銘、芯作銘和范作銘等三種形式，以模作銘為主。刻銘出現于殷墟四期，目前雖然只發現4件刻銘銅器，但其意義重大，不僅把青銅器刻銘的歷史追溯到商代晚期，而且為研究青銅器銘文的制作技術，尤其是刻銘技術，提供了十分珍貴的實物資料。裴祗事跡未見史載，人們很難從傳世文獻中探查裴祗的生平概況與家族淵源；出土的裴祗墓志記載了裴祗的生平狀況、仕宦履績，為史學工作者研究河東裴氏家族打開了一扇新的大門。裴祗墓志提供的新線索與佐證材料，成為史學工作者研究裴氏家族的重要補充文獻資料。裴祗墓志所載材料結合傳世文獻，對后人理解西晉初年的社會風氣與尊崇儒家禮制的思想潮流有重要的指導意義。15年，鞏義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為配合天璽華府項目建設，對該區域M24M245發掘整理。出土有青瓷執壺、白瓷執壺、瓷碗、絞胎枕、銅鏡、銅錢、鐵器等隨葬品。其中M244出土的絞胎花枕做工精細，上刻"裴家花枕"字樣，是不可多得的珍品，為研究相關器物提供了重要的實物資料。葉縣與北京保物館所藏索氏劫簋與簋蓋，屬于"殷民六族"中的索氏族所有，作器者之名應釋為"劫"，而不是"結"。該銅簋的年代為西周晚期。

梁又銘是國民軍中的軍旅畫家，擅長人物畫、漫畫，又以畫羊聞名，抗日戰爭期間作有抗戰題材繪畫二百余幅及速寫一百余幅，其中以空軍抗戰題材繪畫*為。由于梁又銘沒有明確提出或倡導某某主義等畫學理論，同時，有關梁氏何以學有所成、何以學以致用，也就是早年在上海的學習、工作等，現有研究均一筆帶過；所以，本文以梁又銘早年在上海從事商業性繪畫的經歷為切入口，分析其藝術與"海派繪畫"、"海派文化"之間的關系?？傮w而言，梁又銘的創作技法、思維表現出明顯的中西調和風格，以及汲取民間美術、商業美術之長的特點；而在藝術思想方面，他所追求的"化民成俗"，近似于藝術為社會、為人民的現實主義繪畫，但受"海派文化"影響，梁又銘的現實主義繪畫是"自覺"地從商業文化中發展而來。劉家莊遺址位于濟南市古城區西北約3公里的城中村—劉家莊村，是一處商周和唐至明清時期的遺址。7月—211年2月，濟南市考古研究所對其進行了搶救性考古發掘，清理出大量灰坑、墓葬等遺跡。M12M122兩墓規模較大，隨葬器物豐富，出土大量青銅器，器形完整及可辨者共計121件，其中容器22件，有鼎、甑、簋、爵、觚、斝、卣、壺等；77件(組)，有戈、矛、刀等；另有少量玉器及陶器等。部分青銅器上帶有族徽銘文，共計4種14組。兩座墓葬出土器物與殷墟同類器物極為相似，初步推測兩座墓葬時代為殷墟三期，墓主人為中等貴族。發掘表明，晚商時期劉家莊區域居住著至少一支與商都殷墟有密切關系的氏族，再次驗證了濟南在商代的重要位置，為山東地區商代、經濟格局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資料，同時對研究濟南的城市變遷也有重大意義。"龍香"墨是制墨的一種品名，兼具寓意和成分構成兩種含義，因而上千年來久負盛名。本文擬從歷史文獻角度對唐宋至明清以來"龍香"墨的命名、成分及其發展等方面進行考證，指出"龍香"墨在歷經歷了一個較長的發展時期，且其配方屢有變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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