啟門圖，尤其是常見的婦人啟門圖一直是廣大學者津津樂道的研究題材；而漢代作為啟門和婦人啟門圖像的濫觴，對這一時期相關圖像意義及其表現圖式的研究，是必不可少的。目前的考古資料表明，啟門圖隨著地區、時間的變遷，意義有著不同的側重，圖像也在元素的不斷重新組合中按照一定的規律變化：啟門圖源于生活，雖主要發揮著溝通世俗世界和身后世界的橋梁作用，但實際和虛擬兩種意義卻都得以延續，并根據不同的需求選擇了不同的圖式，也形成了各自的風格，成為后世啟門圖傳承發展的基礎。龍是瑞獸，幾千年來，一直是的—文化符號。作為藝術形象，龍在傳世文物和出土文物中極為常見，成為學者反覆討論的對象，特別是它的早期形象，海內外爭論很多。龍是想象的動物，它的藝術形象，有所依仿，又充滿藝術變形。本文參考古代文獻的有關記載，以桃花莊龍紋觥、浉河港龍首觥和海家村銅爬龍等商代、西周的青銅器為主要線索，并與古文字中龍字的構形和演變相印證，討論了龍在早期藝術中的基本特點：棒槌形雙角、菱形額飾、垂花形鼻飾、鋸齒狀牙口，以及菱形和三角形搭配的身尾花紋，指出龍是模仿鱷魚、蜥蜴、蛇等爬行動物，并對圍繞饕餮紋的爭論重新梳理，指出饕餮紋的主體是龍首紋的面部特寫，牛角獸面、羊角獸面都是它的變形。內鄉縣位于豫西南的南陽地區，境內新石器時代遺址豐富，出土器物有仰韶文化、河南龍山文化特征，主要遺址有黃龍廟崗、茶庵、香花寨、朱崗等。

近年新發現的葉笙葉子舊藏《龍門百品》全拓，選本朝代混雜，含北魏、東魏、北齊、隋、唐及武周諸朝，且全是小件，但紙質、大小及捶拓手法一致，拓工精良，應為同一時期所拓。選本似在關百益選拓魏刻百品前后。其中隋大業六年黃法暾及大業十年女弟子文造天尊像一龕兩則造像題記拓本，表明龍門石窟有兩品隋代天尊造像，黃法暾一品也并非出自四川綿陽。它對龍門石窟這一佛教圣地的佛道之爭，乃至"三教合一"趨勢的研究，提供了新資料。該兩品早年被盜鑿或破壞，擬將之作為一個美術考古課題，尋找查對遺痕。隋唐時期墓室壁畫中大量出現的"襕袍"形象，即袍衫下擺設一條襕道，是漢唐之間人們服飾風格變化的重要表現之一。唐及以后的文獻中有很多關于襕袍形制、襕袍穿著規范以及人物穿襕袍(衫)的記錄，襕袍在宋明以后的文獻記載中也表現出與隋唐時期襕袍不同的形制，然而史料中關于襕袍起源的記載仍不太明晰，大致分為三種觀點，即宇文護說、馬周說和胡服說。結合文獻記載和考古資料，會發現宇文護說似乎更接近史實；考察襕袍的禮制含義，將襕袍和深衣、上衣下裳類傳統服飾形制的關聯與西魏北周時期背景相聯系，也會發現宇文護說比較令人信服。正是襕袍的這種與禮制相關的人為解釋，讓其在宋明以后的制度和觀念中代替了深衣成為華夏衣冠的一部分。姑夏城發現以后，有論者主張姑的歷史分為前后兩個階段：前段是夏之韋國城址，被商族人攻占以后成為早商文化城址，從而成為商湯西進滅夏的大本營與根據地，以取代鄭州在夏末商初為"湯之亳"的地位。本文則持不同意見，從考古材料與古文獻材料出發，論證了先商之亳與早商之亳均在鄭州的觀點。

楊府山土墩墓出土的青銅禮器、樂器和的年代和性質，對探討南方地區文化的互動、交融乃至民族的交往具有重要意義。通過對該墓所出鼎、簋、鐃、短劍等的具體分析，可以斷定這應是一批具有濃郁地域特色的南方系青銅器，時代應在商末周初，墓葬的年代*晚應為西周早期。6年，對經石峪摩崖刻經及周邊題刻進行考察，共發現37處題刻，其中7處為古代題刻，未見于金石著錄，加上僅見于金石著錄的6處題刻，以及《金剛經》刻文本身，總共44處。對這些題刻進行文字、圖像及地理信息等記錄，為分析《金剛經》及周邊題刻的歷史、宗教、意義及藝術風格提供了條件。94年，在山西長治市故漳鄉魏村搶救性清理了一座仿木結構磚室墓。墓室平面近方形，北、東、西壁各有3個壁龕。墓內未見人骨及隨葬品。墓內南壁和券頂有壁畫，內容為木碓、石磨與"二十八宿"星斗圖。墓室四壁均鑲砌磚雕，內容為二十四孝人物故事，還有金代天德三年紀年題記，為研究孝道文化提供了新資料。8～29年，對香港屯門掃管笏遺址進行發掘，發現商至西周時期活動面及與之相關的灶址、房址、手工業作坊址和灰坑、墓葬等，東周時期的活動面及與之相關的手工業作坊址等，以及漢代墓葬1座，出土遺物有陶器、石器、銅器等。該遺址的發掘，為深入解讀不同時期香港古代居民的生產、生活狀況提供了重要資料。99年，在內蒙古和林格爾縣新店子墓地發掘墓葬56座，出土大批銅、石、陶、骨、金器等。墓葬形制可分豎穴土坑、洞室、偏洞室三種，絕大多數存在殉牲現象。墓葬年代為春秋晚期至戰國早期。此墓地與岱海、鄂爾多斯地區的同時期考古遺存既有共性，又有一定區別。墓地居民可能從事一種較為發達的游牧經濟。3年秋，通過對新砦遺址東城墻的解剖，可知龍山文化時期將原已存在的自然溝填平修建城墻，外側擴建護城河。新砦期早段，修整龍山晚期城墻，并在此基礎上夯筑早段城墻。新砦期晚段，城墻向外擴展并得以新建，同時向外擴建了新的護城河。新砦期晚段的城墻和護城河毀于二里頭文化時期。8年發掘的置度村八號隋墓保存較完整，規模較大，為帶長斜坡墓道的單室磚砌壁畫墓，由墓道、甬道、壁龕、墓室等部分組成。隨葬器物較為豐富，包括大量瓷器、陶器和隋代五銖錢。特別是其中一組瓷侍女俑和伎樂俑較為罕見，制作精美，具有較高的研究價值。此墓屬隋代晚期，墓主人可能為品級較高的官員。96年和23年，在內蒙古涼城縣小雙古城墓地共發掘墓葬15座，出土了較為豐富的陶、銅、骨、石、金、玉器等。墓葬形制以偏洞室為主，也有少量豎穴土坑墓，大部分存在殉牲現象。這是在岱海南岸首次發現的東周時期北方游牧民族墓地，從其文化內涵分析，應屬于此階段存在于岱海地區的三類考古學文化遺存之一。

雖然在甲午戰爭中*終戰敗，但在戰爭中涌現了許多敢于為國犧牲的愛國將士。遼寧省錦州市博物館所藏全國的"敕建昭忠祠碑"記載了甲午戰爭參戰毅軍的戰斗歷程。通過考察碑文，結合其他文獻記載，本文確定：甲午戰爭中的毅軍統領宋慶、總兵馬玉昆是英勇抗敵的愛國將領，廣大毅軍官兵是敢于、不怕犧牲的愛國官兵。13年4月，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對哈密市花園鄉薩伊吐爾墓地進行了搶救性發掘。本次發掘采用探方法，共發掘墓葬14座。除2座僅有少量肢骨且無隨葬品外，其余12座均有比較完整的肢骨以及隨葬品出土。在這14座墓葬中，隨葬品以陶器為主，雙耳罐的數量*多，其他有單耳罐、缸形器和缽。此外還有銅錐、銅鑿、銅耳環和金耳環發現。從出土陶器看，哈密市花園鄉薩伊吐爾墓地與已發掘的天山北路墓地、南灣墓地出土的器物極為相似，因此應與這兩個墓地屬同一考古學文化，據此初步判斷薩伊吐爾墓地是一處天山北路文化墓地，時代相當于天山北路文化晚期。此外，通過本次發掘，基本搞清楚了整個墓地的時代、布局以及文化面貌。又一處天山北路文化墓地的發掘，對于研究新疆地區青銅時代考古學文化有重要意義。洛陽作為西周王朝的東都，出土大量西周青銅器，大口尊數量雖不足2件，但頗具成周特色。本文就洛陽出土的西周青銅大口尊作較系統的梳理，認為該地區青銅大口尊是以商式無肩、無扉棱觚形大口尊為主體的。不僅如此，該地發現多件鉛制仿商銅觚形大口尊及仿商青瓷大口尊，反映的是洛陽作為關中地區和中原鄭州、安陽地區的連接區域，雖為西周王朝的東都，但文化面貌明顯更接近商文化。尤其是武王滅商后遷殷遺民于成周，更進一步形成在周人統治下的殷周文化特色，這是該地區西周時期文化面貌區別于其他地區所獨有的文化特質。這些大口尊一些是殷遺民鑄造的青銅器，一些可能來自其他方國，一些則是典型的周人青銅器，面貌異常復雜多變。本文從大量中原地區漢族女子服飾的考古資料入手，對其發式和服裝進行考古類型學的研究，得出漢代女子服飾(發式和服裝)的發展演變規律是：發髻的位置由低向高發展，即西漢早中期以背后或頭后挽髻為主，幾乎不見頭頂挽髻，至西漢中晚期開始出現頭頂高髻，之后頭頂挽髻開始普遍流行并盛行于東漢；頭發上的裝飾呈現由少到多，由樸素到繁雜的轉變；女子服裝則由西漢早期的緊身束裹，發展到西漢中后期的合體，至東漢開始變得寬松，直至發展到東漢晚期的肥大；女子服飾整體風格是由嚴肅拘謹向輕松活潑轉變。呂師孟是南宋晚期的"呂氏軍事集團"的成員之一。身為被文天祥點名斥責過的南宋降臣，呂氏家族入元后的處境頗為尷尬，傳世文獻中的資料甚少。年出土于蘇州的呂師孟墓志銘，完整記載了墓主的生平、宦跡及姻親狀況及其入元以后的發展軌跡，可補傳世文獻之不足。墓志銘顯示，呂師孟為呂文福而非呂文德之子。入元以后，呂師孟除了與南方故交繼續交往外，還與北方的大官僚和士人建立起新的關系。呂氏在文天祥的文集和墓志銘中的形象迥異，蓋由文獻性質和作者立場所決定。同時，該墓志銘記載了南宋駙馬楊鎮的家庭信息，亦不見于傳世文獻。墓志作者為宋元之際的詩人方回。該文不見于方回的傳世文集，《全元文》也未曾收錄，是一篇珍貴的佚文，也是研究方回交游狀況的重要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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