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用鼎狀況及組合形式，中原地區東周銅器墓可分為九組，再參考墓室面積、銅禮器組合形式、棺槨重數、車馬(器)隨葬、樂器、玉器等因素，這些墓葬又分為甲類高等級銅器墓、乙類中等級銅器墓和丙類低等級銅器墓。這樣分類以鼎的組合為主要標準，既考慮到了列鼎數量，又兼顧非列鼎的象征意義和東周用鼎制度。11年2～5月，淄博市臨淄區文物局對劉家新村墓地進行了搶救性發掘，所清理的MM28為長方形豎穴土坑木槨墓。兩墓東西并列，為異穴并葬墓。M19因盜擾，出土遺物較少。M28保存完好，出有鼎、簋、甗、壺、(钅和)、盤、(?)等青銅禮器。據墓葬形制和出土遺物，其年代為春秋中期，墓主為士一級的齊國貴族。在徐州已發掘較多陪葬陶俑的西漢墓葬，出土數量眾多、形制多樣的西漢陶俑。陶俑因用途等的差異而形成不同的組合，并體現出相應的時代特點和發展特征。初步推測徐州地區陪葬陶俑的西漢墓葬墓主多為劉姓貴族。徐州西漢墓陪葬陶俑組合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漢代用俑陪葬的制度及徐州西漢墓葬的地域特征。1年4月發掘的白鷺洲戰國墓M566為帶墓道的豎穴土坑墓，墓主為女性。墓葬中出土一槨三重棺，以及銅器、仿銅陶禮器、漆木器及玉器等隨葬品。墓主身份應不低于大夫級，墓葬年代為戰國中期偏晚。此墓葬的發掘豐富了戰國時期皖西地區楚墓的研究資料，對研究安徽地區楚文化的傳播和發展具有重要意義。2年11月至23年1月，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單位在對面墩墓地發掘了三座東漢晚期的磚室墓。M1為帶雙耳室的前、后雙室墓，規模較大，墓室結構基本完整；M2為帶側室和排水溝的橫前堂雙后室墓；M3為帶耳室的單室墓。三座墓共出土陶器、青瓷器、銅器、鐵器、金器、玉器等各類遺物161件(套)。9～21年在鹿泉西龍貴墓地清理了唐宋時期的小型墓葬21座。墓葬分磚室墓、磚槨墓和土坑墓三類，部分墓葬有簡易棺臺，死者似直接陳尸于棺臺或墓室地面。盛行合葬和仰身直肢葬。北宋后期葬俗發生了變化，如出現撿骨二次葬、死者頭枕板瓦等習俗。出有瓷器、陶器、銅器、鐵器、銅錢和板瓦等隨葬品。洹北商城宮殿區二號基址是一座四合院式建筑。主殿面闊四間，前后為廊，門前有臺階。主殿兩側有耳廡，西耳廡中部有門道。東、西、南廡，均為回廊結構的單面坡式建筑，雙柱木骨泥墻，內側為廊。南廡中部有門道，西廡南部一處附屬建筑中發現一水井。此次發掘對了解洹北商城的性質及年代有重要作用。2～27年發掘中采集的木炭樣本進行分析和鑒定，它們分別屬于25個樹種，另有一個禾本科植物。當時遺址周邊分布著針闊葉混交林、闊葉林、果樹和禾本科植物。陶寺的居民利用松、柏作為建筑材料，還采集棗作為食物，部分窯爐使用黃櫨屬作為薪柴。當時此區域處于暖溫帶氣候區，比現今偏暖濕。龍山時代早期，在今黃淮間的淮河流域一帶，分布著一支大汶口文化。它來源于山東汶泗流域的大汶口文化，其性質屬東夷文化，是東夷少昊氏的后裔；其年代與皋陶及其近祖生活的年代相當；其分布地域與皋陶族團活動的范圍大體一致；其與華夏文化交錯分布的情況也與皋陶為華夏聯盟成員的身份相符。這一系列的證據鏈表明淮河流域大汶口文化的族屬應與皋陶族團有關。99年6月，光山縣在縣城北新修一條環城公路，在施工取土時發現古墓葬，經過清理，共有墓葬9座。出土器物有陶器、木漆器等，以陶器為主，器形有鼎、罐、盤、豆、壺、杯等，從器物的造形、紋飾、組合形式結合墓葬形制，判斷時代為戰國中、晚期，這批墓葬的發掘為研究豫南地區楚文化提供了寶貴的實物資料。

故宮博物院"金漆花鳥琴"為清宮舊藏古琴，與其它傳世古琴不同，它的漆地表面有用金粉和顏料描繪的龍紋、花鳥、山石等紋飾，琴上龍紋圖案，琴側的花菱紋，琴面和琴背的花卉等，均與傳統漆器上的紋飾存在明顯差別，具有日本紋飾的顯著特征。從髹漆工藝看，琴上紋飾和花鳥圖案，創作技法上采用日本平蒔繪、高蒔繪、色粉蒔繪等不同蒔繪的髹漆技法?？疾烊毡竟徘侔l展及中日貿易關系，江戶時代(163—1867年)后期，古琴在日本頗為流行，并一度在日本成為一種時尚，古琴文化的發展在日本達到鼎盛時期。故宮博物院收藏的這張"金漆花鳥琴"，具有江戶時期日本蒔繪漆器的藝術風格，應該就是受古琴在日本盛行風氣影響的產物，它是日本江戶時期制作的蒔繪工藝品，而后流入，并為宮廷所收藏。此琴進入清宮的時間，當在乾隆末期前后。大學史料編纂所收藏的《蔣洲咨文》是嘉靖35年(1556)11月蔣洲寄送給日本對馬島的書信，內容為要求日本對馬島鎮壓倭寇。蔣洲為胡宗憲派遣至日本的使者，他向山口縣的大內義長也寄送了同樣內容的書信。義長收到書信后，決定復信給明朝，并將倭寇掠來的明人送還。同年12月蔣洲寄送給義長的書信的信封，現在收藏于毛物館(山口縣)。包山楚簡中有一組占卜記錄，是研究戰國時代思想意識的新資料，十分珍貴。完整的占卜記錄包括兩部分：一為卜辭，有時間、事項、意愿、占卜結果。二為祝辭，有祝祈的神靈、祭品、祝祈目的。然后，卜人還要對祝辭再作一次占卜，并作出*終判定。簡文中有些內容與《周易》有關，如貞卜"出入侍王"，類似情況可參閱《周易》中的復卦、坤卦、《系辭》。祝祈神靈中有"二天子"，應當是傳說中上古時代的伏羲與神農。八路軍第129師是抗日戰爭期間受的三個主力師之一。該師所轉戰的山西、河北、河南等地為日軍重點"掃蕩"地區，抗戰美術創作常遭嚴重摧殘，加之極難獲取畫材，除報刊、木刻等相關印刷件以外，現今極難看到畫作原件。這件129師所獻慶祝"七大"召開的彩繪降落傘是少數存世的珍品之一。降落傘是由該師美術組繪制，于1939年1月至194年9月6日之間完成。在這個時間段里，該師美術組與魯藝木刻工作團存在人員交流，而魯藝木刻工作團關于如何才能創作出群眾喜聞樂見的藝術作品的思考又極有可能影響了這件降落傘的繪畫風格，如準確的基礎造型，弱化明暗、光影效果等等。所以，這件降落傘又是佐證延安及邊區美術化、民族化的重要圖式資料。《大南實錄》是越南阮朝國史館編修、載有歷代皇帝實錄和歷代人物列傳的阮朝正史，是研究越南近代史的基本史料。本文從其編修過程，主要內容，版本及流傳情況，史料價值，與史實不符的若干記載等方面對這部龐大的官修史書進行初步研究。

吉州窯是江南地區一座聞名中外的綜合性窯場，富有濃厚的地方風格與民族藝術特色，以具有禪趣的樹葉盞、別具一格的剪紙貼花以及質樸秀雅的釉下彩繪*負盛名，其產品行銷海內外，對景德鎮元代青花的勃興起了直接的推動作用，在陶瓷發展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吉州窯很早就受到人們的關注，取得很多研究成果。近幾年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分別于22212年對吉州窯遺址進行了考古調查、發掘，總計揭露面積333.8平方米，揭示龍窯、素燒窯、馬蹄窯、轆轤車基座、釉缸、路面等多處遺跡，出土了一批瓷器和窯具標本，取得重要收獲。通過發掘和研究，進一步探明了吉州窯遺址的分布范圍，大量的出土標本豐富了吉州窯的內涵，使我們對吉州窯瓷業燒造發展史有了進一步的了解，為吉州窯瓷器的分期斷代提供了基礎，為遺址的保護利用提供了詳實的資料。尤其是吉州窯早期青釉、青白釉瓷器標本的出土，有助于對吉州窯早期歷史的研究，拓展了其文化內涵。城旦舂作為一種刑罰主要存在于秦漢時期，史書中關于城旦舂刑名的適用范圍語焉不詳。根據出土文獻可以看出，秦漢時期城旦舂的刑名適用范圍是非常廣泛的，既有與國家緊密相連的犯罪行為被處以此項刑罰，也有普通的社會犯罪行為被處以此項刑罰。城旦舂的刑事法律逐步趨于嚴格化和細密化，表明封建時代的法律體制的框架已經形成。"長子口"墓，位于河南省鹿邑縣太清宮遺址處，為西周早期高等級貴族墓葬。該墓出土了一批商末周初的音樂文物，包括4件骨排簫、6件編鐃、1件石磬，是這一時期的重大音樂考古發現。依出土器物類型、組合方式及墓葬特點來看，與商代晚期和西周初期的器物均有相近，而編鐃則具有明顯的商代器物特征。該墓葬所出土的音樂文物對于我們研究、了解商代末期的音樂文化特征，尤其是商代末期向西周初期過渡、衍生方面有重要的學術價值。本文僅就該墓所出土的音樂文物進行梳理、研究，以期了解商末周初古代音樂的樂器類型、樂隊組合方式等方面的沿革情況和該墓所出音樂文物之于古代音樂史的重要意義。本文在分析出土殷商編鐃音列的基礎上，對周樂是否戒商這一問題進行了剖析。認為周樂戒商是一個偽命題，《禮記·樂記》中的"聲淫及商"之"商"是與"頌"、"大雅"、"小雅"、"風"、"齊"類似的詩樂。李可染的一生處于時代的動蕩和變革之中，在2世紀和建設的歷史進程中，他的藝術發展始終伴隨時代進程的節奏，以超常的智慧和苦學的精神，不斷調節發展的路向以適應時代和藝術發展的需要，表現出了他立身于世的時代責任和文化自覺。李可染的人物畫一直以文人的方式點綴在其藝術的發展過程之中，成為大時代中業之余所追求和享受逸興的表現，也成為其藝術中*特殊的部分。作為一位受過西學訓練的新時代的文人畫家，李可染以人物服務于時代，曾經是他的熱情；而以人物抒寫胸中的逸興，卻是他一直的文化寄托。

在長期的埋藏過程中，由于大自然和人力的破壞，使畫像磚出現了斷裂、酥粉、剝落、結晶鹽等病害。這就需要進行保護修復，重建穩定性，以達到長期保存的目的。大字墨筆手跡類歷史文獻千差萬別，臨摹復制的方法多種多樣。大字墨跡的臨摹復制是多種技法綜合且靈活應用的一種制作。如何理性地把握其技術內涵，會直接影響這一傳統技術的使用價值和其它手跡類文獻復制之專業水準。筆者經過長時間的探索實踐，總結了不勾勒字跡邊線，通過拷貝工作臺的燈光映照，在復印件上直接鋪紙描摹的復制方法，即依靠扎實的筆功基礎、嚴謹的操作步驟，在對應的載體上一步步做出整體的復制效果。本文從制作工藝的角度對大字墨跡的臨摹復制技藝進行一些梳理，具有較強的可操作性和實用性。故宮中所藏多福硯為清乾隆帝御用硯，其制作者及年代素有爭議。今考硯上刻有"白?緣人"楷書四言銘贊，據上海博物館藏明人《長白仙蹤圖》所繪張延登遇仙兔故事，可證"白?緣人"乃明人張延登別號，而此硯應是清王士禛《池北偶談》所載之張氏"蟙—硯"。又硯銘上出現的"平州"，據孔尚任《觀多福硯》詩，系清初巡撫張勄之號，其人系多福硯第二代藏主。綜考知此石硯，乃明末張延登用游泰山時獲于汶水中的蝙蝠石(即三葉蟲化石)所制，取其諧音，名之"多福硯"，又名"蟙?硯"，復以"白?緣人"之號撰"太山所鍾"銘文，鐫之硯上。延登卒后，硯石遞藏于其子張萬斛處，后鄒平張氏遭家難，萬斛陷獄，硯入官府，輾轉為出任山東按察使之張勄所得。張勄嘗招摯友孔尚任飲于京宅日涉園中，出示此硯，孔有詠硯之詩。至雍乾間，硯由張勄后人進獻于內府，為乾隆帝所珍愛，一再題銘贊美，列乾清宮東暖閣漆匣薈藏之匣中五硯之一。9年1-12月，洛陽市第二文物工作隊在洛陽紅山鄉工業園區內發掘清理了唐代賈敦頤墓。該墓由斜坡墓道、過洞、天井、甬道、壁龕、墓室、耳室等幾部分構成，平面為"鏟"形。據墓志可知，墓主為唐洛州刺史賈敦頤，顯慶元年(656年)薨于位，同年與夫人房氏合葬于洛陽邙山。由于紀年明確，填補了以往洛陽地區發掘的唐墓中無早期紀年墓的空缺，也為唐墓分期斷代提供了確切尺度，墓中陶瓷器和各類陶俑等也為墓葬分期提供了可靠的類型學比較依據。賈敦頤在新與舊《唐書》中均有傳，但甚簡，而墓志洋洋上千言，詳細記載其先世之源、祖輩官職、本人履歷和事跡、生卒年及葬地，以及妻室、子嗣等，可補史載之闕。北魏重臣楊機墓出土21件彩繪女立俑，其上儉下豐的襦裙式著裝，兼容了胡服的靈活方便與漢裝的儒雅寬博等優勢，表達了北魏晚期剛柔相濟的女性服飾文化特色。陶俑皆微含笑靨，昂首從容，反映出北魏后期充滿血腥殺戮的社會現實下，人們渴望內心平靜、去盡人間愁苦的希望。表現手法一改兩晉及北朝早期陶俑的呆滯古拙等生硬作風，與同時期佛像雕塑中睿智與超脫的造型風格存在一定的共通性。美國波士頓美術館收藏道教造像十二件，主要在二十世紀初入館。這批造像的時代范圍從北魏延續至明代，大部分是石質，個別為瓷質。造像多數帶有題記銘文和發愿文，具有明確紀年，反映了道教造像的發展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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