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宋代刻帖當中，《汝帖》與眾不同，粗漫傳神是其藝術風格上的特點。該帖的后記意蘊含蓄，或與作者經歷有關。本文將《汝帖》和王寀的后記對照研究，認為《汝帖》不僅呈現前代名人的法書墨跡，而且有意收入先秦至北朝的較多石刻碑文和銅器銘文，呈現出文字演變的歷史。這反映了當時金石學興盛對編刻叢帖的滲透。另外，經過考證還認識到，后記內"字書"一詞具有字帖的含義，是比較特殊的用法，為歷來辭書所未予注意的。城頭山遺址作為2世紀百項考古大發現之一，因發現屈家嶺文化城址和大溪文化城墻及湯家崗文化水稻田而，號稱"城"。城頭山地區文明為本土文化發展起來的原生型文明。作為早期邦國文明，城頭山地區文明起源經歷了農耕聚落—中心聚落—邦國三個階段。城市(包括禮儀建筑)、文字、服飾(包括玉佩飾)是城頭山地區文明起源的要素和形成的標準。城頭山地區文明向成熟文明發展*后融入多元一體的中華文明的歷史長河之中。城頭山地區邦國文明的產生是早期文明產生的一種模式，在長江中游乃至早期文明起源中有一定的典型意義。早期文明經歷了一個小國寡民式的邦國文明階段。本文對河南省開封市博物館收藏的幾件商周時期的有銘青銅器進行了介紹與考釋，并就相關問題作了簡單說明。5年11月，徐州博物館在徐州市區東部的楚岳山莊小區建筑工地上發現一座磚室墓，經現場清理后出土遺物共43件(組)，有陶俑、陶牛車、瓷碗、金扣飾等。依據墓葬形制和出土器物的特征，該墓的時代應在北齊時期。在斯里蘭卡，護欄石起源于固定寺廟臺階兩側欄桿的楔子，它的造型經歷了從簡單到復雜的六個發展階段。長方形石板毫無疑問是護欄石的*早形式，然后，它的頂部變得稍微彎曲，雕刻一個形態飽滿的罐子，先后引入侏儒的形象和眼鏡蛇王，*后，發展成雕刻繁復的建筑構件[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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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禮"是古代的核心思想，各代對其重視有加，隋唐以來更曾頒行禮儀制度，為一代之典。這些制度有的得到較好推行，有的則不然。考古發現是檢視其推行情況的一把尺子。在貴州省凱里市爐山工業園區清理的一號墓(M1)，墓主"故太宜人婁氏"系一位65歲上下的老年女性。該墓中出現了一些重要的文化事象，如尸床為七星板、棺鋪銘旌、兩側置翣、人牙隨葬、陀羅尼經被覆尸等。本文結合相關禮儀制度，對之進行解讀。結合文獻分析，爐山一號墓的年代應在乾隆后期至嘉慶、道光年間，墓葬中合"禮"的事象是對《欽定大清通禮》等禮儀規范頒布后執行情況的集中呈現。考古發現與官訂禮儀的契合，表明清代的禮儀規范在偏僻之地也得到了較好的推行，"禮"已達于鄉閭。上海博物館藏有一件二里頭文化時期的青銅束腰爵。從形制分析，束腰爵與二里頭遺址發現的爵(ⅧT22∶6)比較類似，當屬于二里頭文化第三期。束腰爵的流至器底、尾至器底有明顯的鑄造披縫，而三足的外側面順著腹部自然延順，在腹與足的連接處以及足部的外側面，沒有任何披縫的痕跡，足部外側和內側有明顯的凸起分界線。這些現象表明，其鑄型由2塊外范、1塊腹芯、1塊底范、1塊鋬部的活塊芯構成。束腰爵三足外側弧形凸起顯著，可能是在外范上也做了三足的型腔。X光片顯示，束腰爵鋬上有四個規整的方孔，檢測表明，四個方孔并沒有在鋬的表面形成鏤空。形成這個現象的原因是由于泥芯頭與外范之間存在縫隙，未形成鏤空的方孔。方孔的作用一是鏤空裝飾，二是可作鋬部泥芯的工藝孔，或者兩者兼而有之。這件爵底部的外緣，與腹壁的分界處有一處凸起，可能是澆口的痕跡。江西景德鎮湖田窯與廣東潮州筆架山窯同屬于燒制青白瓷的瓷窯體系。本文通過對宋代景德鎮湖田窯與潮州筆架山窯青白瓷的窯爐與窯具、裝燒工藝、制作工藝、品種與造型、胎體與釉色、裝飾等各方面特征的研究和梳理，并在此基礎上對其關系問題進行探討，發現兩窯既有同時代的共性，又因地域的不同而有所差異。筆架山窯青白瓷既是受湖田窯青白瓷的影響而產生的，又具有明顯的區域特色。

田齊"立事"陶文歷來備受關注，研究成果也頗豐，但以往研究對象多為收藏采集品，出土地點不明，其考古研究價值大受影響。本文在收集整理近年來新發現的出土地點明確的田齊"立事"陶文資料，尤其是新泰一中大批經科學發掘、層位記錄明確、陶文載體可復原的"立事"陶文基礎上，初步探討了"立事"陶文的屬性、題銘形式、目前發現范圍與功能以及"立事"陶量的制作與進制等相關問題。作為齊國特有的一種工官題銘制度，這些出土地點明確的田齊"立事"陶文，為考證戰國時期齊國疆域、軍事活動和經濟制度、地區交流及古文字研究提供了重要材料，既有助于從考古學角度推進相關問題的研究和探索，也使得陶文研究與考古工作緊密結合，為陶文深入研究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契機。焦作出土漢代陶倉樓系目前保存下來較為完整的秦漢建筑的實物例證，其種類多，特色鮮明，具有較高的藝術價值和深厚的民族文化內涵。本文根據歷年來相關考古報告和研究資料，并在實地考察部分館藏作品的基礎上，逐一對不同形制的陶倉樓進行了考釋。


吳汝綸是近代文學家、教育家和學者，其作品自然成為學者研究吳汝綸思想的重要參考。黃山書社于22年出版的《吳汝綸全集》，給學術界研究吳汝綸提供了一個綜合性的文本。然因載籍甚眾，該書難免有遺珠之憾。筆者在閱讀上海博物館圖書館編《冒廣生友朋書札》時，發現其中有吳汝綸應冒廣生之請而撰寫的一封回信。由于尺牘是吳汝綸作品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其生平、交游、心態等研究的重要文獻參考資料，故本文首先通過對這封佚信中所涉及的人物進行考釋，以明確此信的寫作背景及人物之間的關系；其次結合蕭穆、周星詒及吳汝綸等人書信，對信中的"蚊船虧累案"進行了補充疏證，以了解吳汝綸為解決此事而做的各種努力。*后依據信中的內容并結合相關史料，對這封信的文獻價值進行評價，從而讓人們既能領略吳汝綸的人格魅力，又能了解到他對冒廣生的巨大影響。居址葬按埋葬位置可分為洞穴葬、典型居室葬、居室地面葬、居址葬等不同類型。前三類葬俗可能和狩獵文化關系密切，其中北方地區的居室葬、居室地面葬及灰坑葬也受到中原地區傳統農業社會的影響。中原地區居址葬俗，同集中成片的公共墓地葬俗形成鮮明對比，二者在漫長的發展過程中很可能長期共存，反映出人口構成的復雜性和內部權力的不完全整合。現藏于河南省周口市博物館的唐祁惠墓志銘，記載了祁惠以學習儒家經文為人生起點，通過"射策"取得優異成績，并被授予登仕郎、儒林郎等官職。其后屢立戰功，擢升為"從二品柱國"，但遇到武則天"垂拱年"告密風波，改授通直郎，又左遷陵州貴平縣丞，遂以奉養父母為由辭官，回歸故里。在父母喪葬期間，積勞成疾，不久染病辭世。東北地區末次冰期的舊石器遺址的埋藏地層分為4個階段，舊石器文化可劃為3期，分別距今2.5萬～.8萬年、5.萬～2.5萬年和7.3萬～5萬年。各期的變化時間與末次冰期的兩次氣候強烈轉變相吻合，體現了東北地區末次冰期人類適應方式的兩次飛躍。前一次的飛躍原因目前還不清楚，但第二次的飛躍似與外來因素的進入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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