邑是商王朝的重要社會單位，安陽的"商邑"應理解為"族邑"。典型的"商邑"有房基、灰坑、窖穴、水井、道路、排水設施、取土—蓄水坑等遺跡。沿洹河流域的"商邑"呈現出"一大帶眾小"的結構。商王朝晚期都邑"大邑商"是一處以宮殿宗廟區為核心，由"族邑"通過道路、水渠等連在一起的特殊商邑群。夏家店下層文化石城主要分布在冀、蒙、遼三省、自治區交界處，對于其用途，有不同認識。本文在較梳理夏家店下層文化石城發現的基礎上，探討了夏家店下層文化石城的類型及其用途?？偲饋碚f，夏家店下層文化石城作為聚落單位來看，包含有服務于該城的祭祀遺存，但不能掩蓋其強烈軍事防御功能的本質。如果將夏家店下層文化石城作為一個整體來看，呈帶狀分布的全部石城就構建起了護衛中心區域的外圍整體防御體系。本文在對殷墟二期時，殷都宮殿宗廟區、王陵區、后崗貴族墓地、殷墟西區、南區及有關村落布局變化進行剖析的基礎上，提出殷墟二期時，殷都原有遺跡進一步發展壯大。隨著新的遺跡出現，殷都整體上呈現出承接殷墟一期晚段已分布區域，繼續向外圍更遠處擴展的趨勢。殷墟二期是殷都的進一步發展階段，也是殷都初步框架形成階段。遼陽博物館館藏戰國銘文銅鼎所刻銘文初步判斷為戰國時期燕國文字，該鼎的發現為研究戰國時期行政區劃提供了有益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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麥積山石窟在隋唐時期曾受到地震的破壞，產生大面積崩塌。通過考察東崖大面積的崖體崩塌所涉及的范圍、崩塌年代、崖體崩塌前后洞窟開鑿的情況，可以確定隋開皇二十年(公元6年)地震以后開鑿的部分隋代洞窟為第3323、7窟。從中可見隋代繼承了北周洞窟的形制與題材，七佛題材仍然流行。在抗日戰爭中，作為社會精英分子的美術家們借自己的美術作品投身其中。他們走出畫室和象牙塔，組織起木刻宣傳隊、漫畫宣傳隊、戰地寫生隊，奔赴抗戰前線、深入民眾生活，通過在十字街頭、前沿陣地、展覽館等各種場所組織美術展覽會的形式宣傳抗戰，激發軍民的抗戰熱情。本文總結抗日戰爭中救國美術展覽的史實，分析其激發全民抗戰熱情的愛國主義教育作用。通過分析遺跡層位、出土遺物歸屬以及遺跡的時段，可將林子梁遺址的遺存劃分為兩種考古學文化。第二段代表性遺存與常山下層文化內涵相同，年代相當于公元前三千紀前半葉；第三至五段代表性遺存年代相當于公元前三千紀后半葉，可命名為"頁河子類型"，它從常山下層文化發展而來，或不屬于齊家文化。

通過對比相關考古材料并聯系當時文獻材料，成都博物館展出的出土于金堂李家梁子東漢晚期墓M23的胡人持蓮石座，應該是一件與早期佛教有關的遺物。東漢墓葬，尤其是四川地區東漢晚期墓葬中，已有不少受早期佛教影響而出現的新因素，其中就包括胡人和蓮花的圖像。雖然僅憑胡人或者蓮花，都不能明確認定與早期佛教相關，但將二者結合表現，其可能性就大為增加了。根據其形制，再對比相關材料，推測這件胡人持蓮石座的功能，應為托棺的棺座或棺側的帷帳座。西域胡人手持蓮花的題材，或許正是文獻中記載的早期佛教傳播者表演的"手生蓮花"的西域魔術。該題材反映出早期佛教在傳播中，并不以精深的義理取勝，而是附庸于本土信仰，利用西域方術(魔術)進行傳播的內涵，以達到初步植根于中土的目的；也表現出早期佛教與本土喪葬中信仰，尤其是關于西方的信仰相結合的情況。7年11月17日，河南省安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在南水北調文物保護巡視過程中，于第七標段安陽縣洪河屯鄉上柏樹村東南地，發現一座北齊武平三年(572年)大型磚室墓，出土少量器物及墓志一合。志主劉通，唐李百藥《北齊書》、裴孝源《貞觀公私畫史》、張彥遠《歷代名畫記》等多見記載，其人身兼文武之能，一生歷仕北魏、東魏、北齊三朝，是當時較為重要的人物。墓志詳述其人生平，可彌補文獻記載的缺略。而其繪畫方面的成就尤為引人矚目，乃北朝丹青圣手，與楊子華一時瑜亮，因此該墓志的出土，對于繪畫史的研究，無疑亦具有重要價值。另外，史志之間尚存在名字互倒問題，志主劉通，傳世文獻一般作劉殺鬼，通過考辨，可知《魏書·崔休傳》所記"劉通"另有其人，而北齊天保七年《高劉二姓造像記》亦見"劉殺鬼"之名，時間相合，不能排除同為一人的可能。修復"三彩童稚木偶戲圖枕"，首先對原粘接進行分解；第二步對斷面與原粘合劑進行處理；第三步重新粘接；第四步仿色。王景荃主編《河南佛教石刻造像》，網羅式地收錄諸多河南佛教單體造像，為學界提供了豐富、詳實的參考資料。筆者認為，其中刊布的滎陽大海寺遺址出土二十余件唐代石刻菩薩像，屬于武周至晚唐各個階段遺物。這組菩薩像很可能基于《維摩詰所說經》卷1《佛國品》制作，旨在于建立一個由菩薩行而成就的佛國凈士，勸化并饒益一切眾生。


博物館、紀念館免費開放資金是國家支持文化事業發展，提升服務能力的一項重要舉措。然而近年來，很多地方出現了專項資金不能?？顚Ｓ玫默F象，如何采取有效措施，消除專項資金違規使用和資金管理中的漏洞，對于加強事業單位財務管理，保障財政資金的合法使用效率和推進博物館事業良好健康發展等諸多方面都有著十分重要的意義和作用。世紀末2世紀初，在黑龍江沿岸一帶出現了大量的中俄兩國的移民，黑龍江沿岸城鎮迅速出現并發展，這與兩國的移民密切相關。然而這一時期兩國所采取的移民政策不同，所取得的成果也不相同，但是城市化進程的加快則是兩國移民帶來的客觀影響。在此擬對這一時期黑龍江中俄邊境移民與城市化問題作出探討，并希望對國家的邊疆政策有所裨益。青銅時代早期存在一類方形的小型陶器，有的具備四足，具有方鼎的造型，有的無四足，呈方杯造型。到目前為止，在青銅時代早期的遺存中，已經發現了76件之多。它們散見于南達長江北岸、北至鄂爾多斯高原、西至陜西南部、東到豫魯交界的廣大地區。這樣一類形制特殊、有悖于快輪制陶工藝的陶器很可能與銅方鼎關系密切。本文對青銅時代早期所見的陶方鼎(杯)進行專題梳理研究，以探求其蘊含的文化意義。在貴州省赫章縣可樂遺址發現一批戰國至西漢時期的土著墓葬，文化內涵豐富，特點鮮明，其中的套頭葬習俗尤其獨特。這批墓葬代表了戰國秦漢時期西南夷地區一種新的考古學文化類型，可命名為"可樂文化"。這對推進戰國秦漢時期西南夷地區的考古學研究將產生積極影響，也為進一步從考古學上探索夜郎文化奠定了基礎。華察是明代官吏，但在書法并無名氣，存世作品也十分罕見。在華氏舊藏家族文獻資料中，非常難得地保存了華察的四件書作，可補史闕。這些作品面世之后，在學界并未引起足夠重視，既未充分研究其書法藝術，亦未判斷其藝術水準。本文對華察存世的四件書法作品做了細致的梳理和考辨。由于這些作品主要為華察晚年所書，故其致仕后人生觀的改變，以及由此帶來的審美觀的成熟，無疑會對這一時期的創作產生重要的影響。通過研究華察晚年的詩歌風格，并以此為基礎考察華察書法，可發現其書愈到晚年愈精彩。華察書法師承二王，法度精雅，用筆清勁嫻熟，結字奇趣橫生，晚年書作不事雕琢、隨意自然的藝術風格，充分體現了達觀通透的人生觀和沖和恬淡的審美境界。以華察晚年書作置諸明代帖學的背景中去考量，完全不遜于吳門書家群，可被視為明代書法史的補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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