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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里頭文化的14C測年研究早在上世紀7年代即已起步，但據其所構建的二里頭文化年代框架，始終與考古學分期方案及天文學推算成果之間存在諸多矛盾。近年來14C數據的屢次修訂無疑加劇了這種矛盾，使得二里頭文化的編年體系與"陶器敏感范圍"及"五星聚合時間"的分歧越來越大，并在一定程度上對周邊文化的年代學成果形成了沖擊。實際上，這些問題的產生都源于14C研究自身的局限。因此，正確認識采樣的偶然性、測定的相對性及擬合環節中考古學背景的不確定性，是探索二里頭文化年代的理論基礎。除此之外，加強相關學科的溝通與交流，打破"中原本位"意識的束縛也極為必要?？傮w來看，當前的14C技術尚不足以支撐二里頭文化的定性研究，而只宜作為參考。二里頭文化的年代構建應通過多元證據的互校和整合來加以完善。5年，國家博物館征集入藏了1件爯鼎和2件爯簋，它們與此前所見的3件爯器應屬同一青銅器組合。國博所藏的3件爯器造型莊重，紋飾精美，且器內均鑄有相同內容的長篇銘文，具有非常重要的歷史和藝術價值。諸件爯器的銘文記載了器主人爯受賜于遣伯、遣姬，因感念其高尚的道德言行，鑄作宗廟彝器以奉祀其文考的歷史背景。銘中"遣伯""德音""余一子"等稱謂、用辭均屬金文首見，為研究商周時期的遣氏家族及相關歷史、語言、文化提供了新的依據。從幾件爯器的形制、紋飾、銘文及等級規格來看，該組青銅器約鑄造于西周中期，其器主人爯的身份大致相當于諸侯國封君。鹽是人類賴以生存的基本物質之一。商代王都人口眾多，對鹽的需求量甚大，在當時生產和交通條件都不發達的情況下，單靠從商都之外運入，恐怕難以滿足。今天的豫北地區在商代雖然比現在溫暖濕潤，生態環境良好，但仍然存在某些鹽堿性土壤。因此，殷都食鹽除了從山東、山西以及四川等地區輸入外，普通百姓也可能就地取材，制造土鹽，以滿足自身生存的需要。9年8月焦作市文物工作隊在焦作白莊墓群發掘M121和M122兩座漢墓。M121和M122兩耳室相連。墓中各出土陶倉樓及其他陶器組合，對研究焦作地區漢墓分期和陶倉樓的排序具有重要的意義。從多重因素綜合考慮，本文將南陽漢畫像石的發展演變劃分為初創、成長、發展、成熟四個時期。這將使我們從理性和地域特色上更加清晰地了解南陽漢畫像石發展的脈絡，從而更深刻地從總體上把握漢畫像石發展演變的歷程。
采用ICP-OES法對24件鄭州地區出土二里崗期青銅容器的化學組成進行了分析檢測，為了解二里崗期商王都地區的青銅業，尤其是青銅禮器的合金技術，提供了迄今為止數量*多的一批重要數據。在此基礎上，對二里崗期商王都范圍與其他地區，主要是盤龍城出土的青銅容器，在合金成分上的異同進行了討論，同時也討論了這一時期對二里頭晚期青銅容器合金技術的繼承和發展。
耶律鑄夫婦合葬墓是北京地區近年來發現的規模、等級的元代墓葬。其中出土的耶律鑄墓志是了解、研究耶律鑄本人、家庭和家族世系的重要史料。但長期以來，該墓志志文一直未受到學界的重視。本文結合現存史料，對耶律鑄及其家族世系、相關成員等問題加以考釋和探討。邾國故城遺址位于山東鄒城市嶧山鎮紀王城村周圍，是東周時期邾國的都城和秦漢至兩晉時期的鄒縣(騶縣)縣治，作為都城和縣城使用的時間長達11年(公元前614年至公元556年)。17年6月，山東大史文化學院等對該遺址進行發掘時，在一眼西漢水井(J3)內出土了8件新莽時期的銅度量衡器，包括衡1件、權4件、詔版2件和貨版1件。每件銅器都有銘文，顯示可能鑄造于始建國元年(公元9年)，銘文內容與文獻記載的新莽改制有關。為了充分論證這批銅器的學術價值，山東大史文化學院和文化遺產研究院在9月2日舉辦了專家座談會，與會學者對這批銅器的銘文內容、制作與使用情況，及其所反映的新莽改制的歷史評價和度量衡發展史等問題，進行了深入探討。專家們一致認為，這批新莽銅器是迄今為止首次經過科學發掘出土，也是一次性集中發現數量和種類*多的漢代度量衡器，制作精良，保存較完好，銘文字數多，透露的歷史信息豐富而重要，為研究西漢末年王莽代漢并實行貨幣和度量衡制度改革等重大歷史事件，以及我國度量衡發展史等問題，都提供了珍貴的實物資料，具有重大學術價值。另外，這批銅器出自邾國故城遺址的宮殿區"皇臺"之上，證明"皇臺"范圍內應存在漢代官署區，這對研究遺址的城市布局和功能具有重要意義，也為下一步的田野工作提供了重要線索。在此次專家座談會成果的基礎上，本刊約請與會學者對這批重要的考古新材料進一步加以研究，從不同角度闡釋其重要的學術價值?，F將初步的研究收獲予以發表，希望引起學術界的關注，也期待相關研究的繼續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