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豫之門》2022年鑒寶海選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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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器物刻畫符號的出土資料豐富，研究尚待深入，學界對其命名的論述較少，且存在一定的混亂。本文在搜集、梳理相關資料的基礎上，對早期器物刻畫符號在命名方面的問題提出了一些建議，我們認為：鑒于目前"刻劃符號"和"刻畫符號"混用的情況，建議用"刻畫符號"。針對"幾何形符號"與"象形符號"不足以劃分器物符號的問題，提出用線段構形(線段類)和形體造形(形體類)總體命名的意見。13年6月，焦作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在焦作市中站區后辛莊村北盧氏墓地進行搶救性發掘，發掘出土唐后期懷州司倉攝河內縣令盧得一及其妻李氏的墓志兩方。這兩方墓志的發現，為北宋宰相盧多遜這一支盧氏家族譜系彌補上了缺失的部分鏈條，也使我們對盧多遜祖輩家庭成員的生平等具體情況有了更為清晰的了解。同時盧得一墓志中記載了發生在焦作地區唐末藩鎮割據相互傾軋的歷史事件，這與史載相互印證，為我們研究焦作地方歷史以及唐末藩鎮割據歷史提供了寶貴的實物資料。存放梳具和化妝品的稱為"妝奩"。我國妝奩是戰國時期隨著日用生活漆器的急劇增多才出現，妝奩是日用漆器的一個重要品類。古代留存下來的妝奩是歷史的載體，歷史的階段性也反映在歷代妝奩的不同面貌上，而妝奩又是歷史的生動再現。不同歷史時期妝奩的造型設計、裝飾紋樣的演變，以其獨特的形式語言訴說了古代工藝技術的發展歷程。陜北地區地處黃河河套之南，北臨鄂爾多斯高原，東隔黃河與山西相望，西依子午嶺與甘肅、寧夏接壤，南接關中盆地。該地區目前經過發掘的仰韶文化遺存均屬于仰韶后期文化階段。本文根據考古學文化面貌和地理環境特征將其劃分為三個小區，在小區分期的基礎上將陜北地區仰韶后期文化劃分為三個階段：階段從日常生活器類來看，受內蒙古中南部地區海生不浪類型影響明顯，但居址和葬俗與甘肅東部地區陽坬類遺存相似；第二階段禿尾河—窟野河流域受到內蒙古中南部阿善三期類型強烈影響，無定河流域雖仍受到甘肅東部等地區的影響，但在前期基礎上有所發展；第三階段無定河及其支流大理河流域石城聚落大量出現，關中地區的影響也到達無定河流域及以南的洛河流域。1年1月，鄭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和滎陽市博物館在滎陽市苜蓿洼村西南部的檀山陽坡發掘了晚唐墓葬1座，墓主為晚唐秀才盧珰。盧珰墓為長方形斜坡墓道洞室墓，由墓道、墓門、甬道和墓室四部分組成，形制較小。出土有陶塔罐蓋、陶餅、白瓷碗、白瓷執壺、銅鑰、鐵尺、骨梳、風字硯、墓志。隨葬品雖不甚豐富，卻十分精致，與盧珰出身名門但家境一般的境況契合。根據墓志的記載，盧珰的曾祖、祖父、外祖父、均為唐朝官員，其外祖父為太傅，身份尤為顯赫，然此四人未見載于史書，故墓志可補史書之缺。盧珰為范陽盧氏之后，其外祖父家為趙郡李氏，范陽盧氏與趙郡李氏為有唐之望族，墓志亦對研究唐代世族有著重要價值。盧珰墓未經盜擾，保存較好，出土器物時代明確，為鄭州地區晚唐墓葬斷代提供了標尺。孝行圖是宋金墓室壁畫裝飾中重要的題材之一，以往的研究涉及了孝行圖考釋、內容、發展以及歷史價值等多方面內容。本文將從河南地區北宋壁畫墓中位于拱眼壁上方的幾組孝子圖像出發，分析該類圖像在墓室建筑及壁畫中的位置，試圖探討孝行圖在宋金墓葬中出現的原因及意義。

疑尊、疑卣是Zui近出現的兩件有銘西周青銅器。本文根據器形、紋飾和文字特征，認為這兩件器物年代屬西周早期成王時期。銘文涉及了6個人物，其中鄂侯和宋伯都是西周早期諸侯，宋伯是文獻中的宋微子。銘文對西周史的研究有重要價值。

東莊(Eastern Estate)位于蘇州城東，為吳寬之父吳融所建。吳寬不僅請李東陽作《東莊記》，文學友人做東莊詩，還托請沈周為他繪制了一套《東莊圖》冊頁。這些記文、詩賦和繪畫都具有某種紀念性，紀念吳寬的吳融，同時又展現出吳融及吳寬所擁有的財富、品行和修養?！稏|莊圖》的意義還在于，它不僅成為現存明代Zui早的園林圖像，直接影響到文徵明及其后的吳門畫家，還建立起一種再現園林的圖像模式。通過考察《東莊圖》對城市空間、山川景物以及觀看視角的處理方式，可以討論明代以來"城市山林"的圖像傳統如何得以塑造成形。鎏金工藝是我國古人在長期實踐中發明的金屬表面裝飾技術。這種工藝發展到漢代已相當成熟，不僅在大件金屬器上廣泛出現，而且鎏金、鎏銀、錯金銀往往出現在同一器物上。本文對戰國時期的鎏金器作了較的梳理，并通過相關考古資料的比較研究，認為西周、春秋時期秦人較多使用黃金飾品并可能掌握了提煉水銀工藝。甘肅東部地區早期秦人很可能較早使用了鎏金工藝，而后隨著秦人東進此技術傳播到中原地區。戰國時期王畿洛陽地區較多使用了鎏金工藝。永城芒碭山為西漢梁國王陵所在地，近年來西漢梁王墓地出土大批珍貴文物，其中玉器占有相當的數量，玉器的發現與研究對于探索漢代梁國的、經濟、文化以及諸侯王埋葬制度都具有重要的價值和意義。晚清時期，南京城內外火災的頻仍給百姓的生命財產帶來了極大威脅。火油的普遍使用、節日用火疏忽、拜教燃火和歹人縱火是火災多發的幾個因素。撲救大火，主要有官方和民間兩種力量，其中由城市士紳的水龍局在滅火活動中起到了關鍵性作用；但是，官府和駐防在維護滅火活動中的秩序，搶救受災民眾的生命財產中發揮重要作用。而且，官府保持著對水龍局的牢牢控制。官府可以直接插手水龍局的人事任免，裁決水龍局運作中產生的，也可以依據各水龍局在滅火過程中的表現給予獎勵或者懲罰性的措施。在災后，除了對"火頭"采取懲罰外，官府也采取了諸多措施對受災民眾進行錢糧物資上的賑濟。但是，在對遭受火災的民眾賑濟問題上，當時好像并沒有形成一個規范的制度和具體的撫恤標準。在踴躍救火之余，水龍局還創立了專為災民提供臨時居所的暫棲所。在火災預防上，南京城實行了太平水缸制度。同時，南京城防火措施的實施也充分了發揮保甲組織的功能。本文根據靈寶西坡墓地出土玉鉞的特征，對靈寶市文物保管所收藏的三件玉鉞的性質與年代進行了認定，并結合玉鉞采集遺址的基本信息及考古成果，對三件玉鉞的相關問題進行了探討。三件玉鉞屬于仰韶文化中期遺物，靈寶一帶仰韶文化中期的部分墓葬或多或少都隨葬這類玉鉞，玉器原料產地很可能在當地，相比墓葬規模及大口缸，玉器在仰韶文化中期的墓葬等級指示性方面不具較強代表性。南京城南顏料坊工地近年出土的六朝墨書瓷器總計92件。迄今為止，在六朝建康城遺址考古發掘中，出土墨書瓷器數量Zui多、Zui為重要的地點，可以推考為六朝時期秦淮河岸四航之一的竹格航。根據層位關系以及器物的造型、裝飾特點等，這批墨書瓷器分屬孫吳西晉、東晉、南朝三個時期。其器類僅見缽、盞、盤，墨書Zui少者只有1字，Zui多達4余字，一般書寫于外底露胎處。其字跡大多清晰可辨，所見書體不一，反映了當時都城普通民眾書法之面貌。墨書內容大體可分6類：姓名類、器名類、器物用途類、吉語類、符號類、記事類，其中以標明器物所屬關系占大宗，目的是為了將容易混淆的個人生活用品區分開來，從而達到衛生的要求。墨書中的"塸(區)"乃六朝時期缽類器之本名，"共食""眾食"則與佛教齋儀有關。六朝墨書瓷器或受漢代墨書陶器及漆器上的物主標記影響，與宋元以降的同類器有著一脈相承的關系。根據目前的材料，還難以得出六朝墨書瓷器曾經直接影響日本的結論。1年，洛陽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在洛陽邙山東漢陵區內征集到一枚封泥，形狀為方形，封緘方式為方槽式檢，背面有三道繩痕嵌入泥中，正面陽文篆書"原陵監丞"。通過與已發現的其它東漢時期的封泥形制、印文特征的比較，明確了該封泥的時代。"原陵"作為東漢的座陵園，目前具體位置并未確定；"監丞"為東漢陵園食官"食監"的副職，主要負責祭祀，因此，"原陵監丞"封泥的發現，對東漢帝陵的方位及陵園職官的研究有積極意義。本文還通過已發現的有關兩漢時期的封泥、印章，結合文獻記載，對漢代陵園職官的具體構成和分工進行了梳理。西漢時期，陵園周邊具體的管理機構有陵廟、寢園、陵園，陵廟、寢園有令、丞、郎；陵園除令、丞、郎外，還有校長；食官有令(長)、丞。東漢時期，陵寢制度進行了一些改革，機構減省，不設陵廟、寢園，陵園兼有原來寢園的職能，陵園職官有令、丞及校長，食官有食監、監丞。大同地區出土了8件北魏朝廷頒發給各地太守和護軍的銅虎符。馬衡先生在《北魏虎符跋》一文中簡要地考證了虎符的制作年代和使用情況。本文通過對這批銅虎符銘文的進一步考證，確定它們鑄造和使用的年代應該在北魏太宗明元皇帝拓跋嗣神瑞元年到世祖太武皇帝拓跋燾太平真君九年之間，即公元414年至448年之間。本文通過對河南郾城彼岸寺經幢人首鳥身樂器雕刻的形制、屬性、來源等層面的考察與研究，結合中原地區中古時期的樂器組合形態和佛教文化中的音聲供養的信仰觀念對其進行了綜合分析和探討。陜西長安張家坡西周墓地1983-1986年發掘區的北區墓地中既有周人貴族井叔家族的墓葬，也有殷遺民和古羌族的墓葬，所以該墓地的性質不是單純的井叔家族墓地。本文參考出土文字和傳世文獻中有關"里"的記載，認為"里"是西周的地域性基層組織，在晚商時期就已經出現了，而且"里"中居民的身份可以是多種多樣的。在西周時的都城豐邑中聚居著周人和其聯合的他族部眾，以及從東面遷來的殷遺民，人群構成可謂復雜。面對這種形勢，周王朝的統治者在利用血緣家族的紐帶作用來維系其統治的同時，還使用了高于血緣關系的基層地域組織—"里"，以對居住于豐邑的諸族人群進行統一管轄。所以本文推測張家坡北區墓地是井叔家族所居住的豐邑中某個"里"的聚葬地，屬于地域性墓地。由此可見，考古發現的商周時期的墓地并不一定都是家族墓地，這些墓地中所埋葬人群的社會關系有可能是地緣性的。本文通過梳理南陽已發現的12座漢代彩繪畫像石墓的基本情況，總結南陽漢代彩繪畫像石墓在時代、分布、彩繪內容、彩繪方法、墓主人地位等方面的特點，并就彩繪畫像石的主要設色分析色彩在生死觀念、升仙、陰陽五行及天人感應三方面的象征意義。